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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有55万大军的傅作义为何接受和平改编?

发布时间:2019-11-27 21:22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中共方面对平津战役的战略方向是立足于战,尽量争取和,不战而屈人之兵历来是政治军事斗争的最高境界。因此,对傅作义的策反工作,很早就开始布局了。除了自己的女儿傅冬菊、秘书阎又文,不少身边人对他也产生着重大影响。

  中共地下党对傅作义的争取,早在1948年初就已经开始了。华北城工部部长刘仁指示北平地下党,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去接近能影响傅作义周围的人,做傅作义的工作,北平地下党审慎地选择工作对象,并经过长期工作,到1948年10月平津战役开始前夕,已经开辟了多条做傅作义争取工作的管道。

  第一位是曾延毅,曾延毅和傅作义都是保定军校第5期,只不过曾延毅是炮兵科,傅作义是步兵科,但两人过往甚密,还拜过把兄弟。

  当年傅作义守涿州时,曾延毅就是炮兵团团长;傅作义当天津警备司令时,曾延毅是天津警察局长;傅作义当军长时,曾延毅是副军长。抗战中太原失守后,曾延毅就退出军界,到天津当寓公了。

  刘仁派北平学委负责军事策反工作的王苏,与曾延毅的女儿天津南开大学地下党员曾常宁联系,通过曾常宁的引进去做曾延毅的工作。

  经过几次长谈,曾延毅欣然同意前去北平争取傅作义,或许是因为长久没有联系,傅作义对曾延毅只有表面上的客气,在具体问题上话不投机,于是曾延毅表示自己难以直接做傅作义的工作,建议通过刘厚同做傅作义的工作。

  刘厚同是傅作义的老师和智囊,深得傅作义的信任,而曾延毅与刘厚同关系密切,曾延毅的女儿曾常宁和刘厚同的女儿刘杭生又是同学,刘杭生在曾常宁的影响下,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青”。

  通过刘杭生、曾延毅以及杜任之,北平地下党学委书记崔月犁与刘厚同取得直接联系,每周在北平高级法院院长吴煜恒(民盟负责人)办公室见两次面,两人虽然年纪相差很大,但却非常知心,刘厚同甚至还送给崔月犁一张自己全家福的照片。

  由于当时北平的军统对地下党的还是相当猖獗,因此刘厚同与崔月犁约定,如果崔月犁两次见面不来,就意味着已经被捕。

  有一回崔月犁因临时有急事,接连两次没按时到吴煜恒办公室与刘厚同见面,刘厚同大为着急,居然通过傅作义派人到北平各监狱去查找是否有同仁医院的李献农大夫(崔月犁的化名)。

  刘厚同多次在傅作义的人生转折关头,为傅作义出谋划策,傅作义对他几乎是言听计从,极为尊重。抗战期间他避居天津,傅作义甚至给他配备了秘密电台,以便随时联络。抗战胜利后,刘厚同被傅作义聘为华北剿总中将衔参议,但没有到职视事。

  1948年2月,傅作义曾专程到天津拜访刘厚同,询问刘厚同对时局的看法。刘厚同说:“军事为政治服务,政治为军事之本。自古没有政治不修明而军事能胜利者。蒋介石今政无不弊,官无不贪,我看其政权不会有一年半的寿命了。”同年10月,刘厚同接受中共地下党的邀请,来到北平,开展对傅作义的工作。

  有杜任之,他和傅作义是山西同乡,抗战时期就有过很深的交往,傅作义的秘书、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少将新闻处处长兼政工处副处长阎又文就是杜任之推荐的,杜任之的弟弟杜敬之则是傅作义的军医处处长兼保健医生。1948年7月,杜任之因为在太原身份暴露有被捕的危险而来到北平,出任华北学院的教授兼政治系主任,与崔月犁接上头,根据地下党的指示,也开始做争取傅作义的工作。

  有马占山,早年发动江桥抗战,成为抗日英雄。30年代与傅作义、邓宝珊义结金兰,当年在抗战中傅作义未能守住太原,阎锡山要追究傅作义的责任时,马占山等人联名致电蒋介石,为傅作义求情。在傅作义的嫡系部队中,104军269师师长慕新亚、101军271师师长栾乐山、101军272师师长刘化南等人都是马占山的旧部。

  解放战争时期,马占山虽身为东北剿总副司令长官,但却以治病为名寄居北平,与傅作义常有来往。北平地下党通过马占山的把兄弟蔡运升,策动马占山去做傅作义的工作。

  除了直接争取傅作义外,北平地下党也同时在策反军的一些将领。北平地下学委中小学教员委员会书记薛成业成功发展了第17兵团司令侯镜如的外甥李介人入党,再通过李介人与大革命时期就是中共党员,参加过南昌起义的侯镜如秘密接上关系,随后在侯镜如的关照下,又成功策反了92军军长黄翔、92军21师师长张伯权。

  12月14日黄翔就与东野第1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商定了92军起义有关计划,只是后来因为傅作义接受了和平协议,整个华北“剿总”部队都接受了和平改编,因此92军就取消了起义计划,而与傅作义的其他部队一起接受了和平改编。

  另外,35军副军长兼262师师长丁宗宪、华北“剿总”直属铁甲车总队第1大队大队长于维哲、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徐宗尧都在地下党的成功策反下表示:如果傅作义不走和平道路,就自行起义,迎接解放军进北平。XLW

  随着东北战场大局已定,的四野随时可能南下平津,而傅作义的部队则是方面保卫平津的重要依靠,一场恶战看来势所难免。然而国共双方此时却似乎都有意暂时停战,的部队从东北赶赴平津尚需时日休整;

  傅作义则对其在国民政府中的地位渐生怀疑,希望保存自己的力量和地盘,走非国非共的第三条道路——成立华北联合政府。由此,和平谈判出现契机。

  1949年1月6日,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东荪出人意料地作为傅作义与中共和谈的代表之一,同周北峰西出北平,经国共交战区而至西山,7日一早抵达蓟县八里庄,正式开始谈判。次日谈判结束后,张东荪婉拒了中共中央对其到访驻地的邀请,径直返回北平家中。1月9日,谈判双方草签《会谈纪要》,张东荪并未署名。

  从时人议论以及张本人的言行来看,其斡旋之功应当不小。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曾在颐和园内的一次会议上当着许多人的面树起大拇指说,北平和平解放,“这是张先生的功劳。”

  张东荪在北平和谈中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不同学者有着各自的解读。举其最有代表性者,一是戴晴在其关于张东荪的专书中认为,北平的和平解放是张东荪引以为豪的“平生第一快事”,甚至是为加强中共和平解放北平“光彩的一面”而在有意倚重张的“分量与社会信誉”;

  与之相反,杨奎松在其对建国初三名知识分子的研究专书中认为,“无论是对此次和谈的发起,还是对北平和平协议的达成,张东荪本人都没有起到过直接的和重要的作用。”

  孰是孰非,我们不妨从张东荪何以入选傅作义部的和谈代表,其亲历1月7日和谈的具体过程,以及其亲与和谈后的内心矛盾这三个方面进行梳理,或可得出一些较为清晰客观的认识。

  一般认为,最早为国共双方牵线的是民革主席李济深的代表彭泽湘。作为第三力量的代表,彭携带李的亲笔信向傅作义游说他们的方案,即“走第三条路线,独树一帜,既不追蒋,也不投共。

  傅似乎有意此案,但表示希望“中间力量的阵容再强势一些”,于是彭泽湘经过与傅几次交换意见后,“约民盟在北京的负责人张东荪及农工党负责人张云川共同进行”,这应是第三力量找到张东荪的最初缘由。另有说法认为,张东荪是自愿担任谈判代表,对促成和谈态度积极。而傅认为有第三者参加可起到缓冲作用,故接受选张。

  12月24日,侯少白向傅作义举荐民盟副主席张东荪:“至今依然找不到合适人选,也可把张请来谈谈,观察定夺。”但傅只表示“放一放再说”。

  如果确有其事,则似乎第三方力量确在运作招募张东荪加入,为其能够影响国共双方,乃至增添将来之联合政府中派的分量而活动。此时新保安刚刚失守,傅部精锐三十五军遭全歼,军长郭景云战败自杀,对傅触动极大,但他似乎仍未考虑物色合适人选与共军谈判。就在一天前他在向复电时,还称解决北平的细节问题要请其“指派人员在平商谈解决”。

  1月5日下午,傅作义让他的秘书长王克俊将张东荪请到中南海居仁堂,谈代表傅方与中共谈判的事宜,敦促张出山参与其中。(董、张书第175-176页)另据1月7日致的一封电报,北平学委电告华北局城工部负责人刘仁称:“今天,傅作义主动见了彭泽湘、张东荪,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希望他们能够作为中间力量,居间调处,以避免战争。”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若12月29日傅作义便已主动向张东荪表示过希望他出面调停的线日傅与张的谈话便不是首次,此点至为重要。因为12月31日及1月1日凌晨中共的两封电报向傅提出了最后通牒性质的六条意见,若在此之前傅便有意张东荪出面调停的线月底仍寄望于第三方力量,因为张是由彭泽湘及其背后李济深所代表的派人士推荐而进入傅的视野的。

  但若没有此次会谈,则傅与张的首次见面应为1月5日,即傅已不得不按照中共六条意见之要求、必须拉张东荪出面之时,也就很难说明在“军委六条意见”之前傅作义曾考虑过以张东荪作为自己的谈判代表。总之,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傅在不晚于12月底前已有意张东荪作为自己的谈判代表与中共交涉,且借张背后的第三方力量为自己助势,增加自己的谈判资本。

  除了第三力量的运作以及傅作义首肯的因素外,张东荪与中共方面的关系也是其得以入选是次谈判的重要因素。这一点涉及为何12月31日的军委来电特意几次提及要张东荪作为代表。张与中共早在抗战期间即有私下联系。

  还曾写信邀请张东荪等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会议,并在信尾特意嘱咐北平地下党城工部的刘仁,要“首先告知张东荪先生,并和他商量应告知和应邀请的是什么人”,可见张与中共保持着密切关系,而中共方面在1948年底结束辽沈战役后,为解决平津问题,首先想到的也是与之关系较融洽的张东荪及其背后的民盟力量。

  关于这次谈判的具体内容,主要的依据是几封电报材料。据接待谈判的向军委的报告电文,周北峰、张东荪二人转达的傅作义条件为:北平、天津、塘沽、绥远一齐解决;平津以后能有其他报纸;政府中要有进步人士;军队不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枪的方式,采取调出城外分驻各地用整编等方式解决。

  1月9日,双方草签《会谈纪要》。傅本还想再行拖延,但此时解放军已迅速拿下天津,逼傅作义不得不立刻同意全部和谈条件。

  关于1月7日国共双方谈判的具体过程不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涉及此次谈判的这两天的军委电报来看,谈判双方似乎在实质性问题之外都有意谈及一些象征性的问题。致军委的电报言及,张东荪和周北峰转达的傅作义的条件中之二、三条为“平津以后能有其他报纸”及“政府中要有进步人士”。

  而并未对军队及换防等关键问题提出要求;毛的回电又恰恰表示同意最为关键的平、津、塘沽、绥远一同解决及军队整编方式,却对傅的二、三条没有提及。一日之后,毛追电指示聂答复傅之要求如下:

  (甲)平津塘绥均应解决,但塘绥人民困难尚小,平津人民困难甚大,两军对峙,军民粮食均有极大困难,故应迅速解决平津问题。

  (乙)为避免平津遭受破坏起见,人民解放军方面可照傅方代表建议,傅方军队调出平津两城,遵照人民解放军命令开赴指定地点,用整编方式,根据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成人民解放军,并由双方代表于三日内规定具体办法,于一月十二日下午一点具体实施。平津两处办理完毕后,即可照此办法解决塘绥问题。

  (丙)政府中有进步人士,平津报纸不只中共一家,是中共民主纲领中原来就有的,故不成为问题。

  这里甲、乙两项均较为详细,唯独丙项并未谈及具体办法,显得有些语焉不详。其实戴晴和杨奎松都提到了这一答复背后毛的考虑,即因张东荪在场而不得不进行的策略性回复,毛的电报原文是:“因为傅作义派人出来谈判,具有欺骗人民的作用,并有张东荪在场,故我们应注意运用策略。”此外,毛还在电文中具体阐释了他的考虑:“估计傅作义对于乙项是不能实行的,……

  故可大胆答应傅方提议,表示仁至义尽。……逼傅在十二日开始实行,使张东荪看了认为我方宽宏大量,完全是为保全平津人民的生命财产而出此。”

  此处已说得再明白不过,即中共需要利用张东荪作为民主人士代表的身份,向知识分子乃至所有在国共两方间游移不定的中间阶层表明中共的“仁至义尽”,即为保全人民古物做出了最大努力。换言之,“平津如果糜烂,则一切责任全在傅方”。

  而傅在谈判时言不由衷的提及报纸及进步人士的问题,恐怕也是出于自身名声以及民心向背的考虑。

  张东荪表面上似乎对自己的斡旋之功颇为满意。友人张君劢在张八十大寿时有“调停傅作义功”的贺词,梁漱溟有“和平解放北京,张东荪是有功人之一”的赞语,而张本人更是一直保留着一幅《围城题咏》的手卷,上有邓之诚、张伯驹等名人赞扬斡旋之功的诗作。张东荪自己还在卷尾有这样的自识:

  “戊子冬,北平围城,余与刘厚同、侯少伯、鹏岳渔、张丛碧倡议罢兵,以保全人民古物。以余为双方信任,使出城接洽。当时虑或不成,粟粟为惧,乃幸而一言得解。事后友人义之,有此题咏诵,余亦自谓生平著书十余册,实不抵此一行也。因装成幅,留示子孙。”

  然而颇堪玩味的是,张在亲身参与的是次谈判中却有意拒绝了在和谈草案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他对此的解释是:“我是民盟成员,代表不了傅作义将军,只能在你们双方之间当个调解人和见证人。”此后毛亲自指示中共中央可将张东荪接来驻地妥为照料,张却决定先行回家。

  更为蹊跷的是,参与和谈一事张从未向家人透露过,以至回家时,家人竟不知他是何时出的城。

  这一系列举动都颇不寻常。若张事后自得于斡旋之功,则亲与其中时定然也会怀有“扬美名”的得意心态,何以不愿在注定垂世的草案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再有,拒绝中共的好意而先行回家,但张家其时却并无要紧之事,何以不选择多待些时日?

  实际上,张本人早在抗战结束初期便是联合政府的积极提倡者,他虽与中共长期保持密切关系,但并非完全认同中共的所有主张。张东荪是多数非国非共的中间派知识分子中较有代表性的一名,尤其是其“中间路线”主张,一度深有影响。重庆谈判时,张除了“赞同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外,更“希望通过国内各种政治势力间的协商方式解决战后重大问题”。

  从其发表于1946年的《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一文来看,一是调和美苏与国共关系,以期中国内政与外交问题一并解决;二是建立具有中间性质的联合政府,取消“训政”的特殊地位,并拉入,使之从革命党变为执政党,与联合执政。

  以今人对历史的后见之明自不难看出,张的政治主张未免过于理想化,无论国共均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政治方案。更为重要的是,张东荪主张的联合政府方案与中共的联合政府主张存在差距:张的联合政府主张寄望取信于美国,以组建民主政体以争取美国的支援与信赖,从而在美国的援助下进行中国的国家建设;而中共的联合政府主张则反对美国甚至苏联的过度干预,希望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下寻求最大限度的政治参与。

  虽然1947年10月民盟的被迫解散实际上宣告了中间路线年底时,彭泽湘代表的想走“第三条路线”的力量仍然找到张东荪,说明张的联合政府主张和中间路线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仍未彻底放弃。

  ……执事与其作双方竞赛革命之空谈,不如挺身出而呼吁和平。或虑此方罢战彼方不罢将奈何,此乃幼稚见解。果以人民为重,但求有益于国,自己不恤引退,则何事不可了耶?丘吉尔以战胜之功退而在野,未闻有怨言,足见天下事,苟有广大心胸未尝无解决之道。特此义鄙人不敢倡,以正处嫌疑之地位。足下超然似不妨一试。……

  由此可见,在国共战局已日益明朗化的1948年年底,张东荪仍然寄望于蒋介石能够隐退以换取国内和平,足见其调和国共的初衷仍未更改。因而也就不难想见,当张东荪听到聂、罗等人要求傅作义彻底放弃第三条道路的幻想,不要妄想“骑墙”时,对他本人一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而这似乎也为其后他与毛在西柏坡的夜谈话不投机埋下了伏笔。

  北平的和平解放,张东荪究竟是否居“第一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即使确有此语,也不过是一种言过其实的浪漫化表达。然而张在和谈中并非毫无作用。

  张东荪在和谈前后有着从积极参与到消极应对的思想转变过程,这与他意识到中间路线主张的破灭有着密切的关联。概言之,张东荪虽不曾主动寻求介入到北平和谈的进程中来,但当其作为国共双方都能认可的代表之一列席关键谈判时,他已在客观上发挥了作为中共争取第三方民主人士的宣示窗口的重大作用;

  而当张因第三条路线破灭而对和谈态度转向消极时,他选择了有意淡出,将内心失望掩藏心底;和谈结束后,随着倒向中共新生政权的大局已定,张再次高举和谈斡旋之功的大旗,引以为“生平第一快事”,此后的内心深处因中间道路破灭而带来的苦闷更加不易为人所知。

  张东荪本人在和谈前后一波三折的心态起伏或可从一个侧面说明,其在北平和谈中的作用既非完全因其“分量与社会信誉”而居功至伟,也非“装饰门面”般对和谈进程毫无影响,而是在军事战场以外的民心向背上,尤其是在争取国共间犹豫不定的第三方民主人士的倾心上,发挥了重要的“窗口”作用,影响不可谓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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