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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八路军三号首长是谁

发布时间:2019-08-07 12:38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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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八路军的历史得知,八路军当时的编制为: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参谋长:叶 剑英、副参谋长:左权(阵亡)、参谋处处长:彭雪枫;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副主任:邓 小 平。

  是军委总参谋长兼八路军参谋长,主要是延安总部的参谋长。其实八路军只是我军的其中一支,还有新四军,抗联,东江纵队等众多部队,八路军参谋长并不是全军总参谋长,军委参谋长才是。

  叶帅的八路军参谋长是兼任的,他首先是军委总参谋长,然后才是八路军参谋长,我军在全国不是只有八路军一支队伍。还有新四军、抗联、东江纵队等部队。他是全军的参谋长,并非只是八路军的参谋长。他是坐镇军委总部协助毛驾驭全局的总参谋长,而非彭总的参谋长,其实左权只是八路军副参谋长,而非军委的副总长。

  1937年—1941年他先后任八路军参谋长,武汉长江局常委兼军事指挥部参谋长,重庆南方局常委兼军事组组长,负责协调国共各战场的军事合作(协调我军配合了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等战役),并从事军事谍报工作,通过各种渠道为前线提供军事情报,李克农和潘汉年等情报部门相关主管人员也归其直接管辖。

  之前,我军主要是以敌后分散打游击为主,以保存发展实力为第一要务,国军污蔑我军是“游而不击”,在延安的毛也不需要什么总参谋长在身边谋划,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紧张,面临腹背受敌,两线作战的险境,毛开始失眠,并连夜拍电报,叫叶参座回延安商讨大事。皖南事变,叶回延安后,1941年—1946年,担任军委总参谋长兼八路军参谋长,主持总司令部日常工作,商讨对付搞摩擦的国军的策略,并协助朱毛指挥全国的对日作战,期间军委经总参谋部下发的军事命令,都签署毛、朱、周、王、叶的大名。谋划全面反攻、收复失地,史载其还与毛等商讨了进军东北等地的战略决策。

  有人以为叶帅抗战期间的参谋长只是挂名,这是错误的。八路军参谋长是兼任的,但军委总参谋长确是实的,主管的是总参谋部,而非八路军前线的参谋部,也就是说他是毛的参谋长,而非彭的参谋长。1937---941年,他以从事军事谍报为主,并通过电台与前线指挥部的下级左权保持联系,1941年初回延安专任军委总参谋长。

  周总主要是搞民主人士和民间统战工作及高层党务人员的统战,叶任南方局军事组组长期间,主要是搞军方的统战和军事谍报工作,之后开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通过教授国军军官游击战术,提高其敌后游击战水平,并密切与国军军官的关系,相机策反发展间谍渗透国军,为以后军事发展服务,并从中获取军事情报。

  1941年皖南事变后,只留下周总等人在重庆协调工作,叶被调回到延安做毛的全职总军师,负责出谋划策,提出了一手对付国军,一手对付日军,坚持两手都要抓,并通过归其领导的总参情报部门的军事间谍传来的情报,挫败了西北国军企图袭击延安的阴谋。这一期间的工作,深得毛的赞许,经常称叶帅为我们敬爱的“叶参座”,否则之前没人敢随便用国军中的“军座、师座、参座”等叫法称呼首长。

  刚刚踏上延安这块已经阔别五载的土地,一项艰巨的重任便落在了他的肩头。

  1941年2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通告全军:“同志已回延安,现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驻延安办公。”

  从这一年开始,敌后抗战进入了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日军集中重兵疯狂进攻根据地,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总体战”,频繁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妄图隔绝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消灭抗日人民武装力量。

  当局则继续执行消极抗日、积极的政策,不断对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同时,有相当一部分正规军扯起“曲线救国”的破旗,公开投敌,充当伪军配合日军作战。在这种严重形势下,中共中央为打破敌顽夹击,战胜严重困难,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指引着中华民族的抗战巨舟,劈风斩浪,顽强向前。

  长期战斗在统战工作的岗位上,熟悉和了解敌、伪、顽、友等各方面情况,加上他本人的军事造诣和谋略才干,到统帅部工作以后,受到等中央领导的器重,成为、朱德指挥全国敌后抗战的得力助手。

  对,朱德有过这样的评语:“我们队伍里这样的人才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要充分发挥他的作用!”以高明干练的中共中央统帅部“参座”闻名于军内外,受到干部和群众的尊重和信赖。①此时,“皖南事变”的余波尚未平息。2月23日,致函谈判代表张冲,重申中国对“皖南事变”和蒋介石1月17日命令的立场,并列举事实历数了在“皖南事变”后,对中国的政治压迫与军事进攻有增无减的种种行径。信中最后指出:“本党中央认为十二条办法如不能获得满意解决,各种政治压迫与军事进攻如不停止,则国共关系与时局危机,必将益形严重,一切空言延宕之办法,将毫无补于实际。”“倘能由贵党方面采纳十二条办法,使目前不幸事态转祸为福,则非仅两党之幸,民族国家实利赖之。”

  4月29日,陪同朱德与驻延安联络参谋陈宏谟谈话,进一步指出,国共关系如要好转,中央目前至少应采取下列办法:(一)停止逮捕人员,停止军事行动和交通封锁;(二)继续发给十八集团军各月份经费并补充弹药;(三)新四军余部尚有八、九万人,应即整编;至于移防一节,如政治上有确实保证,自可商量,否则于情于理碍难遵命。30日,陈宏谟等电告军令部,由军令部提出核议意见,报何应钦。何答应研究解决。

  设在延安城西北王家坪的,是中共中央指挥抗战的“大本营”,从这里发出的每一项指示,下达的每一个号令,无不牵动着各抗日根据地乃至全国的神经。作为军委参谋长,深知自己肩上的份量,日夜思虑着如何给中央、军委当好参谋。他经常对参谋部的同志说,参谋部的工作非常重要,处理问题要特别谨慎,要遵照党中央和主席的意图办事,照顾好上下左右关系,尤其要多考虑到下边部队的困难。他以身作则,带头学习贯彻党中央、的指示,细致、周密地处理问题。那时军委总部有一个①访问康克清、陈慧清、谭友林、罗青长、蓝祥辉等谈线年。

  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一切工作节奏随着转。习惯于夜间工作,也通宵达旦地坚守在岗位上。他工作十分忙碌,每天要办理几十件以至上百件上呈下达的文电。凡军委机要处来的电报,送谁,抄谁,都要经过他批发,急件随到随办。由他代军委起草的许多文电,都要呈主席、朱德总司令审批后签发,大多由“毛、朱、王、叶”①联名发出的。

  为了给党中央和军委当好参谋,更有成效地指挥抗日战争,十分重视从政治上、组织上和业务上加强参谋部的建设。原来军委只设一、二、三局,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他亲自主持成立了四局,主管教育和行政。同时在各局实行精兵简政,提高了工作效率。

  “作之君,作之师”,奉此为铭,既作群众的领导,又当群众的老师。他遇事总是先作学生后作先生,学习十分刻苦。他弄来一大块青石板,架在窑洞门口当桌子,常坐在桌前读书写作。那时候生活条件差,晚上看书点根蜡烛就很不错了。他不但自己学,还规定学习时间和制度,组织有关的领导干部、机关干部一起学。学习的内容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的军事著作,特别是的持久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同时学习苏联红军将帅的军事理论,学习孙中山和中国古代的军事理论。为了使干部能读懂原著,他还特意组织干部进修日语、俄语和自然科学知识,指定江右书、伍修权等教课,定期组织考试。

  他还不定期地给总部机关干部、延安军事院校作时事政治报告,用中共和苏共党史上的经验教训和自己的切身体会,教育大家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军事理论和哲学,强调把唯物辩证法正确地运用到军事领域中,作为研究、指导战争的唯一武器。他还非常关心中央警卫团的学习,亲自去讲课,帮助官兵提高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①1941年5月5日,在马克思诞辰123周年之际,在延安在职干部纪念学习会上,作了题为《加紧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军事》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首先引用恩格斯于1874年论及革命斗争形式问题时的阐述,即与政治、经济两种斗争并立的还有理论斗争,说明加强理论学习的重要性。然后他从分析孙中山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和几十年的军事活动开始,一直到中国领导的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强调指出:“从理论上、技术上提高我们的战斗力,换一句话说,用马列主义的军事理论,用现代军队的技术知识来教育我们的军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他语重心长地说:“一个革命的军事干部,必须学习马列主义的政治,犹之乎一个革命的政治干部,必须学习马列主义的军事一样。不懂马列主义,不能成为革命的军事家,等于不懂军事不能成为革命的战斗的政治家一样。??善于领导政治斗争的领袖,同时也善于领导军事斗争。革命的政治和军事的统一性,及军事对于政治的依从性。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已成为不可争辩的线年代初追随孙中山革命、投身革命军队算起,这时他已在中国现代军事领域中活动了整整20年,他的这篇饱含经验及哲理的报告,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一年冬,担任军事教育委员会委员和军事学院副院长(朱德为院长),为军事教育事业作出了更多的贡献。

  ①访问尤桂林、、刘煜谈话记录。在中共延安市委党史办、档案馆、纪念馆查阅的资料,1991年4—9月。

  科学分析抗日战争的形势,预见其发展进程,研究对敌斗争策略,是军委参谋部的一项重要任务。据柯柏年、罗青长、朱军等回忆,经常教育总参谋部的同志要善于根据战争风云的变化,客观地观察形势,认识战争的发展趋势,正确地指导战争。他特意在一局作战室组成了一个研究时局和战略的班子,对国际国内敌、我、友各个方面的态势进行专门的研究,随时了解和掌握情况。并定期组织参谋人员综合分析各战区的情况,整理成《作战周报》,供军委首长参阅。他还经常邀请中央和各根据地、各战区的领导同志前来王家坪参加参谋部分析研究敌情和研讨战略的会议。朱德、贺龙、陈毅、、、陈赓、罗瑞卿等都参加过这种活动。大家在这种研讨会上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为军委制定战略和策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41年下半年,与王稼祥根据的指示,结合当时各根据地对敌斗争的实际,共同主持起草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经、朱德审阅、修改后,于11月7日以名义正式下达。“指示”明确规定:每个根据地的军事机构均应包含主力军、地方军、人民武装(即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及民兵)3个部分。军事建设的中心注意力,应放在地方军及人民武装的扩大与巩固上。主力军应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其工作重心是提高其政治军事技术的质量。“指示”对地方军及军区的职责、自卫队及民兵的组织、活动方式以及军队与民兵的武器等问题,都提出了具体要求。

  在贯彻落实军委指示的过程中,十分注重整理和总结各根据地斗争经验。他同军委总部的同志一起,从群众的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根据地军民在困难时期对付敌人的办法。主要的有:(1)实行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兵团群众化,大力发展民兵,广泛开展游击战争;(2)采取内线与外线相结合、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作战方法,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3)“敌进我进”,派遣短小精干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发动群众,摧毁伪组织和伪政权;(4)争取与瓦解伪军,巩固与扩大地方武装(县大队、区小队、游击小组),恢复和扩大根据地等等。这些办法,为广大军民所掌握,变成强大的力量,使八路军、游击队在敌后站稳了脚跟,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为了准确及时地获取情报,指挥战争,根据的提议,于1941年10月29日,正式作出了《关于建立情报网的决定》,决定在十八集团军总部、各敌后根据地新四军,首先建立起10个情报网的联络基点。时剑英对每个联络点抓得很紧,使各地同延安总部的情报联络渠道畅通无阻,保证了中央、军委准确及时地掌握情况、指挥作战。

  在各地建立情报网的同时,组织各根据地设立气象观察所,建立健全气象观察制度,不但保证了当时作战指挥的需要,也为根据地的气象观察和农业生产提供了方便条件。

  为了及时反映敌、伪、友、我的军事动向和各方面情况,组织总参谋部人员汇编《军委战况通报》、《作战室周报》等,每期都亲自审批。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的发展,他又在总参谋部成立了资料研究室,编辑《国际资料》,负责收集、整理各交战国的战况,研究外国军事动态和军事著作。看了这些材料后很高兴,说这样做“大有帮助”,并且嘱托对作战局和资料研究室的同志在生活上多加照顾。非常重视通信联络工作,组织出版《通信战士》,并为之题词:“革命的马达在飞转,产生出解放人群的热,幸福的光。”总部的通信工作受到各战区的赞扬。有一次,胶东军区司令员因与中央恢复了中断很长时间的电讯联络,高兴地派人专程到延安,送给中央一根黄璨璨的金条。亲自把这根“进贡”的金条,奖给了总参谋部作战部门。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德军突然袭击,攻势猛烈,很快逼近列宁格勒,苏军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在这种严重形势面前,中国战场上的日军会如何动作?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方向应如何确定?这是关系到中国抗战和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前途的一个值得认真思索的问题。及时组织总参谋部人员进行讨论,召开时事座谈会(邀请当时在延安的日共党员野坂参三参加),分析了日军北进、南下的两种可能性,认为中共的战略思想和战争准备的重点应当放在对付日军南下方面。将这个倾向性意见及时上报中央,以供决策参考。这时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对南下与北进问题也存在着争论。9月6日,日本“御前会议”秘密地采纳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制订的《帝国国策实施要领》,决定发动太平洋战争,“不惜对美(英、荷)一战”。后来战争的发展,特别是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证明,对日军动向的分析预见是正确的,对中共中央制订有关方针决策起了重要作用。

  这一年11月9日,与李克农为重庆召开的爱国志士张冲追悼会送挽联:“豺虎尚纵横,大局岂堪重破坏。巴渝多雾瘴,忠魂何忍早游离。”①这一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为50诞辰举行庆祝活动,以表彰他的革命功绩,鼓舞敌后军民的士气。16日,从延安特发来两首祝寿诗:(一)太行游击费纠缠,撑住平辽半壁山。

  1942年,日军华北方面军对中共华北抗日各根据地进行更为残酷的“扫荡”和“蚕食”。为了消华北局和八路军总部机关和部队,从5月中旬开始,采取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等战法,对太岳、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夏季“扫荡”。在反“扫荡”中,中共北方局机关和八路军遭日军合围,经奋勇战斗,虽突出重围,但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于25日英勇牺牲。噩耗传来,无限悲痛。为悼念和歌颂这位抗日英雄写下了《满江红》壮烈词章:“试看那,汉家旗帜。剩水残山容我主,穿沟破垒标奇迹”,“风起云飞怀战友,屋梁月落疑颜色。”①左权牺牲后,彭德怀曾向中共中央提出,要文韬武略兼备的来前方协助作战指挥。和朱德、王稼祥经过研究,认为不能离开军委,未能成行。

  在延安最高统帅部继续密切注视着苏德战场战局的发展。1942年7月,德国法西斯军队在苏德战场南翼实施突击,集中重兵进攻斯大林格勒。

  有些人被德国法西斯得逞于一时的表面现象所迷惑,看不出其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提醒大家观察成局要着眼于发展,透过现象看本质,对苏军转败为胜,要有充分的信心。果然,苏军于是年11月即在斯大林格勒粉碎了德军的进攻,转入反攻,次年2月取得了扭转整个苏德战争局势的巨大胜利。

  怎样估计这一胜利?是一般性的,还是带决定性的?当时延安各界对此众说纷纭,认识不一致。再次组织总参谋部人员展开讨论,正确分析苏德战场上两军力量的对比及消长趋势。他得出结论说,这次胜利是整个苏德战争的转折点。

  1943年夏,政府借“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妄图发动第三次高潮,调动50万大军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6月9日,何应钦、白崇禧、胡宗南等在陕西光天县举行军事会议,策划进攻陕甘宁边区。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进攻陕甘宁边区,准备分9路闪击延安。7月2日,胡宗南电令各部于10月前完成一切准备,待命行动。这时八路军主力部队大都在抗日前线,党中央、等领导人所在的延安地区只有三、四万留守部队。面对这种大兵压境的形势,沉着冷静,同总参谋部的同志昼夜不停地商讨对策。他考虑到,根据敌我兵力对比,动用武装力量打退军队的进攻,难以取胜。经过反复研究,他根据孙子兵法“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想出了一个类似诸葛亮“空城计”的作战方案,破例使用中共内线所掌握的敌情,公开揭露的进攻阴谋,发动全解放区军民以至全国进步力量,奋起反对和制止反动派破坏抗日、挑起内战的罪行。他的这个以智取胜的退兵之计得到参谋部“高参们”的赞同,但是又考虑到公开发表采用特殊手段所获得的敌军情报,可能会给中共的情报工作带来不利的影响。为此,他特意找来军委主管情报部门的戴镜元等人征求意见。经过再三研究,大家认为,从斗争全局出发,权衡利弊,应当公开揭露,我方情报工作虽然会受到一些影响,但只要采取必要措施可以挽救。①、朱德对这个建议,十分赞赏,完全采纳。决定除按预定计划部署兵力,作好保卫边区的自卫准备外,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动员一切舆论,广泛开展宣传战,公开揭露反动派调动兵力、破坏抗战、制造内战的阴谋。7月3日、4日,连电致西安周恩来和重庆董必武,通报蒋介石调集20余师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让他们立即将上述情况向外传播,特别通知英、美有关人员,发动制止内战运动,同时找胡宗南、张治中、刘斐等交涉制止,愈快愈好。从7月4日开始,朱德以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名义连电蒋介石、胡宗南、何应钦,揭露其“闪击延安”的兵力部署,“内战危机,空前严重,抗战前途,千钧一发。”呼吁团结,避免内战。新华社广播了朱德电报全文,并详细公布了军队调动的情况。7月7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对付发动的宣传与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问题,作出了4项决定,并于8日通电各中央局、中央分局。根据的意见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7月9日,延安各界群众3万余人举行纪念抗战6周年大会,紧急动员全边区人民制止内战,保卫边区。大会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揭露发动内战的反动行径,要求蒋介石等立即撤退包围边区的军队,避免内战,严惩挑拨内战的特务分子和通敌叛国的汉奸。同一天,朱德再致电蒋介石、何应钦、胡宗南等,抗议军队炮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警戒阵地,要求制止进攻。7月11日,新华社发表了为此写的新闻专稿,1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写的社论《质问》,对蒋介石和极力、破坏团结抗战和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这种亲痛仇快的行径,提出严厉的质问和抗议。①在此期间,国内外记者纷纷询问当局发动内战的真相。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和统治区爱国民主人士纷纷集会,发表声明和通电,声讨顽固派。

  在宣传闪击明显奏效的同时,中共中央增调部分兵力充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在军事上也作好了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

  这一场以军事实力作基础的声势浩大的政治“宣传战斗”,赢得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同情。由于中共掌握了军队的一切行动计划直至兵力部署、行军路线等确凿的情报,并对其揭露无遗,使得正在日夜调兵遣将,准备内战的顽固派大为震惊,十分狼狈,进退维谷。

  蒋介石、何应钦等见阴谋败露,陕甘宁边区军民作好了应战准备,正严阵以待,同时又迫于国内外舆论一致谴责的压力,只好改变计划,下令收兵。

  7月10日,蒋介石即令胡宗南停止行动。11日,蒋、胡均复电朱德总司令,声明无进攻意图。胡宗南则解释说:“敝部换防,请勿误会。”于12日下令部队开始后撤。就这样,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高潮又以其失败而告终。后来,胡宗南恼怒地下令对其内部进行情查,欲找出泄露军事机密者,给予严惩。查来查去,没有结果,只好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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